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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
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
“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
“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
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门口。
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
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
“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
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
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
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哼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
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
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见不如说是力图摆脱她，就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了只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
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过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外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
“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
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
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不，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
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
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
“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心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
“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