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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当，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是顶着雷变法。他明确表示，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你给我弄个83级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三条宗旨，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孔圣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谁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没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
孔圣人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别离，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得过我吗？你一点儿辙都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旧党上来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使得北宋大臣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造成后来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势如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被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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