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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李简与司马昭倾心相交、相互盛赞之后，他便对李简有了恶感。
盖因他对家妹夏侯徽不明不白的暴毙、被司马家背弃联姻情谊带着无比忿怒，因而对李简也“恨屋及乌”了。
得报后的他，当即暗中遣人跟踪李简，亦很顺利的将其人赃俱获。
李简诅咒曹叡所用的厌胜之物，乃是道家惯用的一块玉八卦牌，而向魏武曹操的祷祝之词大致意思则是“曹叡即位之后接连丧师失地，兼子嗣凋零殆尽，乃是魏国的厄运之君、亡国之君。是故求魏武曹操的在天之灵，为了魏国社稷安稳，莫要再庇护曹叡寿命，让魏国迎来更好的君主”云云。
不管言辞还是行径，皆没有牵扯其他。
如哪一位魏武后人才是中兴之君，如有哪些心忧魏国社稷之臣共同联名祷祝等。
依着常理，这种一目了然的、关乎君主的谋逆之举，主事之人直接上禀给如今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让他与天子曹叡处置便可以了。没必要继续参合其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确定的因果关联。
但夏侯玄觉得，李简必然有其他同党！
比如，李简入魏之后唯一相交的友朋司马昭，就必然脱不了干系！
他敢如此断言，不止于他心中对司马家的忿怒，更因为李简行厌胜之术不可能虎头蛇尾。
无他，源于彼在祷祝之词中，声称诅咒曹叡早亡乃是为了魏国社稷考虑。
但试问，最令朝野动荡之事不就正是君王更替吗？
在四海升平之时，君王更替尚且能诱发宫廷喋血之变，更莫说现今正值逆蜀频频出兵来犯之际！
况且，对于魏国而言，曹叡即帝位乃是名正言顺的。
不管他嫡长的身份，还是昔日魏武曹操在世对其的喜爱与“我基於尔三世矣”的期待。若是将他诅咒不幸大行了，而没有提前确定祷祝里“中兴之君”的人选，那么，李简以何面目声称此举是为了魏国的社稷安危呢？
此中必有同谋襄助也！
没有在祷祝之词内体现，只不过是因为此同谋与李简的职责不同：李简主事厌胜，而其他同党策谋定鼎之君！
做出如此推断的夏侯玄，并没有当即将事情上禀。
而是以“谒魏武高陵时行举不端”为理由，打消时人对扣押李简之事疑惑与关注，暗中则是以心腹之人对李简严加拷打，逼问同谋与党朋。
心怀死志的李简自是不如他所愿的。
不管夏侯玄如何严刑拷打，哪怕是体无完肤、被疼痛折磨得几度昏厥后，他口中让是反反复复一句“社稷安危，匹夫有责！报国之志，君子之勇也，何须他人同谋！”
如此持续四五日后，李简已然奄奄一息，再用刑必将毙命。
而夏侯玄也开始自疑是否自身判断有误。
因为他倏然想起，李简不过一介手无缚鸡之力、不曾踏上仕途的落魄士人而已！
这种人行事往往是只凭借胸腹间的一股热血，丝毫不顾及后果的。
就如彼昔日行刺郑璞一般，心中只是为了报答尹奉的一言之恩，丝毫不顾及行刺之后他将会被处死、宗族妻儿皆遭到牵连。
如今没有周全的计划，没有寻找同谋，或许也是他目睹魏国失土无数的喟然，被迫远离乡梓颠沛流离的积愤，因而导致彼行事不念后果罢。
带着无可奈何，夏侯玄寻了个宽慰自身的理由，且打算就此将此事上禀罢了。
但不料，他才刚刚气馁，事情便迎来了柳暗花明。
却说，李简入魏之后一直靠着给权贵或豪右之家佣书为生计，本着安贫乐道之心，可谓是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行囊里，也只有一件换洗的陈旧衣裳与笔墨之物。而他在被严刑拷打后，身上的衣裳亦随之褴褛，如此装入槛车送去雒阳自是不雅的。
是故，夏侯玄便让人将他另一套衣裳弄来换上。
那人依命行事，但不久便归来禀报夏侯玄，曰：“府君恐是白费功夫了，那贼子另一衣裳新旧补丁层层叠叠，却同样褴褛不蔽体，比市井乞儿所穿的更破，在下真不知他为何还留着此衣。”
或许是此衣乃乡梓妻儿缝制故而不舍丢弃罢。
正在研磨作书雒阳的夏侯玄心中如此作想，亦不以为念，复遣人前去市井为李简购置一身衣裳蔽体。
但少时后，他神色猛然一愕。
旋即，霍然起身，连膝盖撞翻案几撒了砚墨都恍若无觉，抚掌而笑，“噫！我知此贼狡诈之处矣！”
且当即令人将李简那件破损衣裳奉来。
是的，他想到了一个离奇之处。
一件已然破损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不丢掉也就算了，但为何还要费功夫打补丁呢？
此不正是欲盖弥彰嘛！
待将那破旧衣裳寻来，将所有补丁都细细拆开一看，果然如他所料。
旧补丁没有什么离奇之处，但新补丁皆附着一层帛书。
或是说，就是将帛书当作补丁绣在了衣服上。
每份帛书皆不大，堪堪能录一两句话语在上，也没有署名。
夏侯玄将所有帛书一一铺展在案细细打量，对比了一下字迹，应皆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绝不是李简。
书曰：
“此事我等虽有背君父之垢，然为社稷安危，百死亦不悔矣！”
“《六国论》之后，天子意起宗室以用，世家权柄将式微，君事不宜迟。”
“君但当赴国之急，新君之事勿忧也！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谯周天命之说，魏宗室元勋权柄不复，必可令齐秦二王无缘继大统。”
“今不与君共行，委实后事无人可绸缪也！若事发而君死难，我纵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
内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书之人必然是司马昭！
盖因如今唯有与李简交情莫逆的司马昭，才有资格能说出“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这样的话语。
而他与李简的约定，则是李简以厌胜之术将天子曹叡诅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马懿几乎掌控了举国之兵的权势，以“魏文帝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谯周的天命之说为由，弃曹叡的养子曹芳与曹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为君。
且看帛书内容，司马懿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这点夏侯玄自动忽略了。
的确，司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国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权势之人，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动参与这种谋逆之事了。
不过，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驾崩了呢？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
在君王新旧交替之际，他出于对权势的巩固之心，面对魏国外忧未平而内患生的局势，再加上其子司马昭在侧劝说，还会无动于衷吗？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是“勉为其难”的顺势而为罢！
罪名什么的别人承担了，可凌驾君王之上的权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无数个“进则安、退则身死族灭”的权力斗争例子面前，他那还不会以周公自居！
对司马家抱着愤慨的夏侯玄，当即就将事情梳理得有条不紊。
在给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作书时，亦秉持着“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字字没有让指摘司马懿之事，但笔笔皆令曹宇意会得心胆俱裂。
亦一面让夏侯玄不可声张，继续以扰高陵的罪名将李简关押在邺城；另一面则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传信给在南阳天子曹叡。
曹叡看罢后，无法继续在宛城坐镇、二话不说赶回邺城亦不足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侥幸，并不相信司马昭会与李简同流合污。
盖因司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与李简倾心结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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